（遲了一點，各位抱歉！）
前途：威*，賢，明，Water
考試：聰*，賢，葦，春
校規：賢*，孖聰，聰，Lily
性別：春*，威，Lily，Water
青少年：明*，卐，葦，Lily
媒體：Water*，卐，聰，葦
朋友：孖聰*，威，春，Water，Lily
壓力：卐*，明，孖聰，Water
20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馬嶽：天星．皇后．情色
明報，2007年5月23日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什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
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
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什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什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什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
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
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什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什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2007年5月15日 星期二
蔡子強﹕愛在漫天風雨時 ——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明報) 05月 15日 星期二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覑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覑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䒷」。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覑同一間中大。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覑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覑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䒷」。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覑同一間中大。
2007年5月8日 星期二
2007年5月5日 星期六
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作者：龍應台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物件倒不是這位元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人”，因爲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爲什麽不生氣？你爲什麽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麽爲什麽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爲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爲止。可是你什麽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爲什麽不生氣？
你爲什麽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爲什麽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歎口氣，覺得無奈。
你爲什麽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爲，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爲什麽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麽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爲不知道什麽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麽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麽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沈默的大多數”？你以爲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爲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爲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爲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爲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爲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仆—－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物件倒不是這位元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人”，因爲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爲什麽不生氣？你爲什麽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麽爲什麽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爲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爲止。可是你什麽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爲什麽不生氣？
你爲什麽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爲什麽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歎口氣，覺得無奈。
你爲什麽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爲，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爲什麽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麽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爲不知道什麽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麽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麽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沈默的大多數”？你以爲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爲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爲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爲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爲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爲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仆—－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2007年5月3日 星期四
梁文道：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上次見到大家談論有關皇后碼頭時眉飛色舞熱烈討論，本來也想加把咀，但後來發覺由我說出來好像不太恰當。剛好今天明報有梁文道的一篇文章，談的是皇后碼頭和政府／傳媒的修辭問題，我相信正好回應了當天大家的討論。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梁文道（就是《頭條新聞》跟豪仔合作的另一位主持）是本地一位非常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文章情理兼備，質素之高應算是本地眾評論人之冠，更重要的是他確實關心社會，並身體力行對他所認同的事予以支持。非常推薦各位多讀他的文章！
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 2007年5月3日
政治真的是一種藝術。一樣的行為，一樣的東西，用不同的語言去描述，就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印象與後果了。比如說同樣是把公共資源注入到私人手中，特區政府當年和地產商推出數碼港計劃，就把它形容為「伙伴關係」，十分動聽；然而一說到增加綜援的問題呢，卻成了「擴大開支」，非常嚇人。所以要是想讀懂政治，當個聰明的公民，實在不能不明辨政策討論裏的種種修辭藝術。
如今我們眼前又有一個好樣本，那就是皇后碼頭該不該拆的爭論了。官方和主流傳媒把這件事說成是「發展與保育的矛盾」，意思是拆除皇后碼頭代表發展，保留皇后碼頭就是保育了；由於發展和保育起了衝突，所以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怎樣在發展和保育的矛盾之中求取平衡」。用這種修辭方法來結構整件事，如果不是有意蒙騙，至少也是無心誤導，各位明智的市民實在不得不防。
首先，讓我們不要懷疑「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種表述手法，全盤接受拆皇后碼頭就等於發展的假設，看看它如何成功轉移了大家的視線。在民間團體的不斷施壓下，政府終於4月23日首度披露文件，指出拆除皇后碼頭唯一理由竟然是它底下會有一條預定興建的排水溝！
在此之前，政府不斷強調拆碼頭是為了填海，而填海是為了「發展」，結果使得很多市民以為這是為了紓緩港島中區擁擠的交通，因此不得不慨嘆「集體回憶很重要，但交通問題更嚴重」。要是大家發現鬧矛盾的原來不是「發展」和「保育」，也不是交通和懷舊，而是排水溝與皇后碼頭，政府的面子就很難看了。難怪大家要像擠牙膏一樣，歷盡千辛萬苦，才能把這些資訊從官員口中擠出來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發展和保育的矛盾」，而是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填海，填海工程又怎樣影響了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的存沒。要解答這些問題，市民就必須掌握更多資訊；可是政府長期以來只是口口聲聲的「預定計劃」、「工程困難」和「合約影響」，就是不願完全公布相關材料，直到最近。為什麼政府不能及早公開這等重要資料，讓大家多加參詳呢？我們誰也不能確定，只曉得真正的問題早被「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個假問題掩蓋轉移了。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除了是個轉移市民視線的假問題，它還具有香港政客最喜歡使用的一種造句形式，那就是「X與Y的矛盾(或平衡)」了。例如在爭論《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我們說那是「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平衡的問題」；談到民主進程的快慢，有人就提醒我們要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之間求取平衡」。這種句式把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分別放在了天秤的兩端，似乎一端重另一端必然就輕，不可協調不能共容。好玩的是還真有人相信這些說法，一聽就魔，完全不會懷疑個人自由是否真的和國家安全矛盾，民主普選又為什麼一定和安定繁榮相。難道我們不能構想與此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情嗎？比方說像北歐諸國那樣，個人愈自由國家愈安全。同樣地，發展和保育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我們更不一定要在它們之間找到什麼什麼平衡，使它們矛盾得沒有轉圜餘地的，其實就是「X與Y的矛盾」這種句式。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還有一個奇特的效果，它會使得市民下意識地傾向政府，支持拆除皇后碼頭的決定。因為這種造句方式其實是把「發展」和「保育」變成了兩種異質的利益取向，彷彿要發展就不能談保育，想保育必定就會阻礙發展，斷絕了以保育去促進和構成發展的機會。在比較兩種本來不可比的利益取向時，一般人通常寧取已知的選項。保育不是不好，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保育算是一個新東西，大家不知道它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也不清楚它能不能順帶引出一條新的經濟模式。「發展」就不同了，這兩個字恍如魔咒般跟了我們幾十年。我們早都習慣了發展就是經濟發展，而填海修路蓋大樓就是我們最熟知的發展手段了。所以要是必須在「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之間下個決定的話，或許有很多人會覺得發展要比空泛的「集體回憶」實在得多(很不幸地，「集體回憶」近日幾乎成了保育的唯一理據)。
在香港這塊地方，質疑「發展」的常見定義，高揚「保育」的潛在意義，本該是件很新穎很進步的事。可惜長期以來，我們都把「發展」視作「進步」的同義詞，覺得有發展就是有進步，反發展當然就是保守落後；於是「保育」的「保」不知不覺就成了「保守」的「保」，純粹淪為懷舊，不只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更與進步搭不上半點關係。因此皇后碼頭的爭論雙方就在一些傳媒的報道中造成了進步對保守的觀感定勢，要保皇后碼頭的是「阻住地球轉」的守舊派，反而絲毫不改其固有思路和行動邏輯的政府卻成了進步急先鋒。
皇后碼頭的爭論絕對可以列入中學教科書，讓學子了解到修辭學的重要，看看官府和主流輿論怎樣把落後的包裝成先進，又怎樣把本不矛盾的兩件事變得水火不容，最後還要用一個虛假的命題去掩蓋真實的問題焦點。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梁文道（就是《頭條新聞》跟豪仔合作的另一位主持）是本地一位非常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文章情理兼備，質素之高應算是本地眾評論人之冠，更重要的是他確實關心社會，並身體力行對他所認同的事予以支持。非常推薦各位多讀他的文章！
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 2007年5月3日
政治真的是一種藝術。一樣的行為，一樣的東西，用不同的語言去描述，就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印象與後果了。比如說同樣是把公共資源注入到私人手中，特區政府當年和地產商推出數碼港計劃，就把它形容為「伙伴關係」，十分動聽；然而一說到增加綜援的問題呢，卻成了「擴大開支」，非常嚇人。所以要是想讀懂政治，當個聰明的公民，實在不能不明辨政策討論裏的種種修辭藝術。
如今我們眼前又有一個好樣本，那就是皇后碼頭該不該拆的爭論了。官方和主流傳媒把這件事說成是「發展與保育的矛盾」，意思是拆除皇后碼頭代表發展，保留皇后碼頭就是保育了；由於發展和保育起了衝突，所以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怎樣在發展和保育的矛盾之中求取平衡」。用這種修辭方法來結構整件事，如果不是有意蒙騙，至少也是無心誤導，各位明智的市民實在不得不防。
首先，讓我們不要懷疑「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種表述手法，全盤接受拆皇后碼頭就等於發展的假設，看看它如何成功轉移了大家的視線。在民間團體的不斷施壓下，政府終於4月23日首度披露文件，指出拆除皇后碼頭唯一理由竟然是它底下會有一條預定興建的排水溝！
在此之前，政府不斷強調拆碼頭是為了填海，而填海是為了「發展」，結果使得很多市民以為這是為了紓緩港島中區擁擠的交通，因此不得不慨嘆「集體回憶很重要，但交通問題更嚴重」。要是大家發現鬧矛盾的原來不是「發展」和「保育」，也不是交通和懷舊，而是排水溝與皇后碼頭，政府的面子就很難看了。難怪大家要像擠牙膏一樣，歷盡千辛萬苦，才能把這些資訊從官員口中擠出來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發展和保育的矛盾」，而是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填海，填海工程又怎樣影響了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的存沒。要解答這些問題，市民就必須掌握更多資訊；可是政府長期以來只是口口聲聲的「預定計劃」、「工程困難」和「合約影響」，就是不願完全公布相關材料，直到最近。為什麼政府不能及早公開這等重要資料，讓大家多加參詳呢？我們誰也不能確定，只曉得真正的問題早被「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個假問題掩蓋轉移了。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除了是個轉移市民視線的假問題，它還具有香港政客最喜歡使用的一種造句形式，那就是「X與Y的矛盾(或平衡)」了。例如在爭論《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我們說那是「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平衡的問題」；談到民主進程的快慢，有人就提醒我們要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之間求取平衡」。這種句式把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分別放在了天秤的兩端，似乎一端重另一端必然就輕，不可協調不能共容。好玩的是還真有人相信這些說法，一聽就魔，完全不會懷疑個人自由是否真的和國家安全矛盾，民主普選又為什麼一定和安定繁榮相。難道我們不能構想與此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情嗎？比方說像北歐諸國那樣，個人愈自由國家愈安全。同樣地，發展和保育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我們更不一定要在它們之間找到什麼什麼平衡，使它們矛盾得沒有轉圜餘地的，其實就是「X與Y的矛盾」這種句式。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還有一個奇特的效果，它會使得市民下意識地傾向政府，支持拆除皇后碼頭的決定。因為這種造句方式其實是把「發展」和「保育」變成了兩種異質的利益取向，彷彿要發展就不能談保育，想保育必定就會阻礙發展，斷絕了以保育去促進和構成發展的機會。在比較兩種本來不可比的利益取向時，一般人通常寧取已知的選項。保育不是不好，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保育算是一個新東西，大家不知道它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也不清楚它能不能順帶引出一條新的經濟模式。「發展」就不同了，這兩個字恍如魔咒般跟了我們幾十年。我們早都習慣了發展就是經濟發展，而填海修路蓋大樓就是我們最熟知的發展手段了。所以要是必須在「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之間下個決定的話，或許有很多人會覺得發展要比空泛的「集體回憶」實在得多(很不幸地，「集體回憶」近日幾乎成了保育的唯一理據)。
在香港這塊地方，質疑「發展」的常見定義，高揚「保育」的潛在意義，本該是件很新穎很進步的事。可惜長期以來，我們都把「發展」視作「進步」的同義詞，覺得有發展就是有進步，反發展當然就是保守落後；於是「保育」的「保」不知不覺就成了「保守」的「保」，純粹淪為懷舊，不只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更與進步搭不上半點關係。因此皇后碼頭的爭論雙方就在一些傳媒的報道中造成了進步對保守的觀感定勢，要保皇后碼頭的是「阻住地球轉」的守舊派，反而絲毫不改其固有思路和行動邏輯的政府卻成了進步急先鋒。
皇后碼頭的爭論絕對可以列入中學教科書，讓學子了解到修辭學的重要，看看官府和主流輿論怎樣把落後的包裝成先進，又怎樣把本不矛盾的兩件事變得水火不容，最後還要用一個虛假的命題去掩蓋真實的問題焦點。
2007年4月25日 星期三
妄想症！
經過兩小時漫長討論，終於和大家一起『砌掂』這個節目，各位比我預期更積極！這個『妄想症』令我非常期待！
下星期二由於是五一勞動節，中心只開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所以我建議那天上午十一時開組，開完之後有興趣的可以一同吃午飯，大家意下如何？
以下是『妄想症』的分工：
節目總監：威、明
前途：威*、賢、聰、Gap業
考試：Gap業*、賢、葦霖、春林
校規1：賢*、聰、Gap業、Water
校規2：孖聰*、明、春、威
性別：春林*、威、Lily、Water
多一個我：Water*、春林、Lily、萬
少一個我：Lily*、萬、葦霖、明
香港／中國人：明*、萬、葦霖、聰
朋友：孖聰*、威、春林、Water、Lily
*監製
下星期二由於是五一勞動節，中心只開早上九時至下午五時，所以我建議那天上午十一時開組，開完之後有興趣的可以一同吃午飯，大家意下如何？
以下是『妄想症』的分工：
節目總監：威、明
前途：威*、賢、聰、Gap業
考試：Gap業*、賢、葦霖、春林
校規1：賢*、聰、Gap業、Water
校規2：孖聰*、明、春、威
性別：春林*、威、Lily、Water
多一個我：Water*、春林、Lily、萬
少一個我：Lily*、萬、葦霖、明
香港／中國人：明*、萬、葦霖、聰
朋友：孖聰*、威、春林、Water、Lily
*監製
2007年4月23日 星期一
曾志豪 享受「發唞風」空間
今天明報有曾志豪的專訪一大篇，侵犯版權也不理了，一於轉貼過來讓大家讀讀：
曾志豪 享受「發唞風」空間
明報 04月 23日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以輕鬆幽默的手法諷刺時弊，其敢言的作風更一度招來社會上的爭論。上月慶祝節目18周年的那一集，歷年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都在錄影室來個前瞻與回顧，
當中年輕的面孔不多，其中一人便是現任主持曾志豪。
過去10年，曾志豪從傳理系學生、雜誌編輯、電台幕後到電視幕前，在不同的媒體裏找尋自己的位置。他享受的，並非千呎洋房的寬敞空間，而是大眾傳媒中那值錢的「發唞風」空間。
曾志豪與傳媒的關係，始於1997年。他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院主修中文新聞他，千禧年畢業後，他告別學生記者的身分，擔任電腦雜誌的編輯，正式投身傳播界發展。可是，這個位置並不是他那杯茶，半年後他便進了香港電台擔任幕後工作。一年多前，曾志豪更開始活躍於幕前，擔任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
回憶起對傳播媒介產生興趣的原因，他形容為「好經典」﹕「那是1996年，《明報》舉辦了一個名為『我不是垃圾』的徵文比賽，我把自己練長跑的經歷寫下來投稿。後來，有位靚女記者訪問自己。那時開始，我覺得記者這份工作幾得意，可以跟不同的人談天說地。」
渴望成為記者 熱愛寫作
當時快要升讀中七的曾志豪，其實已經對記者的行業產生點點的興趣，以下的回應節錄自曾志豪11年前的訪問﹕「我想像你般當記者。我喜歡寫作，一直有寫日記、寫文章的習慣；而且記者的形象很好，敢言、勇往直前，我希望自己日後可以當一個憑良心做事的記者。」親身接觸過記者，令他對於傳媒工作更加躍躍欲試。
徵文比賽稿件的內容，是曾志豪把克服哮喘病而練習跑步的「魔鬼式鍛煉法」寫成故事。他在最不適宜哮喘患者練跑的冬天，繞覑青衣島跑一圈。「那時我會袋定廿蚊，有特別狀便搭的士回家。」一個月後，他的身體果然有好轉。
曾志豪稱，於中學時也熱愛寫作，愛好寫散文小說，並以「文藝青年」形容自己。他笑言曾考慮過，將來若有一份工作可以寫作又可以掙錢便最理想。記者這份工作，正符合他的條件。
不滿足居幕後 有話要說
加入香港電台工作當幕後監製，令曾志豪有不少新嘗試，但他並不滿足於此﹕「起初會覺得電台幕後的工作好悶，雖然每天接觸好多事物，但好重複。」最令曾志豪不安於現狀的，是「自己有說話想講，又唔抵得沒有機會講，也看不到何時才有此機會」。
做了3年全職幕後工作，曾志豪終於等到開咪的機會。由最初只有十數分鐘與嘉賓在大氣電波中閒談，到現在，他已是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公民社會》的主持，逢周一至五的下午暢談社會時事個半小時。
機緣巧合之下，曾志豪得到另一個接受新嘗試的機會，就是由幕後轉型到幕前工作，接受新的挑戰。「有一次我代表電台部組（公共事務組）開會，在座有梁文道。可能當時我有一點點少年怒火，之前又『度』過才發言。我構思了一個比喻﹕足球隊皇家馬德里 近年成績滑落，是因為球隊開始老化，而青年軍的培訓又做得不好，即使外購球員都沒有用。我以此比喻港台的情，若港台不努力一點，結果可能會似皇馬。」
一步步向前走 找對了路
這個比喻為他贏取一次試鏡的機會，曾志豪亦成功把握時機，當上了《頭條新聞》主持。他說：「自己本身比較喜歡搞笑、輕鬆一點，這裏可以有空間給我度橋、畀我玩。」就這樣子一步一步走來，自大學參加辯論隊，到當雜誌編輯，再從幕後走到台前，曾志豪到現時為止，都慶幸自己找對了路。
「在工作裏找不到樂趣，就自然會離開。傳媒工作的人工不算高，但這裏的空間好值錢，這裏是唯一能夠給予我想要的東西的地方。」曾志豪認為做傳媒的，都會有點理想、抱負，但不會好老套地說出口。他喜歡自己的工作，喜歡港台給予他「發唞風」的空間。在此他能夠發表自己的言論，並且能夠借助此節目，把自己的思想傳送到觀眾那裏，亦吸引觀眾回應，這些正正是曾志豪希望做到的事。
縱使走對了傳媒的路，並不代表一帆風順。曾志豪曾經在念大學時在報館兼職遭解僱，「那時欠經驗，寫完稿便立即離開公司，後來被人炒，當時都受頗大的打擊。」《頭條新聞》試鏡前，他亦參加過與《基本法 》有關的節目試鏡，可惜「因為緊張、生硬」，結果落選。
盼當旅遊記者 四處遊歷
直至現時，在當傳媒人的路上，曾志豪仍有一個小小的遺憾：「我曾經考任電視台編劇，其實他們已經聘用我了，但那時候考慮人工問題，到最後一刻還是放棄，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個遺憾。」
才二十來歲的曾志豪，回望過去，若要彌補遺憾，仍有無限青春。展望將來，他則希望當上類似《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旅遊記者，他認為雜誌有深度，講旅遊又涉及地理，即使當上學徒也願意﹕「從前上大學的電影課時，記得老師有一句話令我很深刻﹕『人不應該在同一個地方逗留太久。』（當這本雜誌的記者）就等於生活在別的地方一段日子，可以這樣子的話，人生就發達！」
文﹕楊淑敏
圖﹕楊陽明
曾志豪 享受「發唞風」空間
明報 04月 23日
香港電台 電視節目《頭條新聞》以輕鬆幽默的手法諷刺時弊，其敢言的作風更一度招來社會上的爭論。上月慶祝節目18周年的那一集，歷年台前幕後的工作人員都在錄影室來個前瞻與回顧，
當中年輕的面孔不多，其中一人便是現任主持曾志豪。
過去10年，曾志豪從傳理系學生、雜誌編輯、電台幕後到電視幕前，在不同的媒體裏找尋自己的位置。他享受的，並非千呎洋房的寬敞空間，而是大眾傳媒中那值錢的「發唞風」空間。
曾志豪與傳媒的關係，始於1997年。他入讀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學院主修中文新聞他，千禧年畢業後，他告別學生記者的身分，擔任電腦雜誌的編輯，正式投身傳播界發展。可是，這個位置並不是他那杯茶，半年後他便進了香港電台擔任幕後工作。一年多前，曾志豪更開始活躍於幕前，擔任電台及電視節目主持。
回憶起對傳播媒介產生興趣的原因，他形容為「好經典」﹕「那是1996年，《明報》舉辦了一個名為『我不是垃圾』的徵文比賽，我把自己練長跑的經歷寫下來投稿。後來，有位靚女記者訪問自己。那時開始，我覺得記者這份工作幾得意，可以跟不同的人談天說地。」
渴望成為記者 熱愛寫作
當時快要升讀中七的曾志豪，其實已經對記者的行業產生點點的興趣，以下的回應節錄自曾志豪11年前的訪問﹕「我想像你般當記者。我喜歡寫作，一直有寫日記、寫文章的習慣；而且記者的形象很好，敢言、勇往直前，我希望自己日後可以當一個憑良心做事的記者。」親身接觸過記者，令他對於傳媒工作更加躍躍欲試。
徵文比賽稿件的內容，是曾志豪把克服哮喘病而練習跑步的「魔鬼式鍛煉法」寫成故事。他在最不適宜哮喘患者練跑的冬天，繞覑青衣島跑一圈。「那時我會袋定廿蚊，有特別狀便搭的士回家。」一個月後，他的身體果然有好轉。
曾志豪稱，於中學時也熱愛寫作，愛好寫散文小說，並以「文藝青年」形容自己。他笑言曾考慮過，將來若有一份工作可以寫作又可以掙錢便最理想。記者這份工作，正符合他的條件。
不滿足居幕後 有話要說
加入香港電台工作當幕後監製，令曾志豪有不少新嘗試，但他並不滿足於此﹕「起初會覺得電台幕後的工作好悶，雖然每天接觸好多事物，但好重複。」最令曾志豪不安於現狀的，是「自己有說話想講，又唔抵得沒有機會講，也看不到何時才有此機會」。
做了3年全職幕後工作，曾志豪終於等到開咪的機會。由最初只有十數分鐘與嘉賓在大氣電波中閒談，到現在，他已是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公民社會》的主持，逢周一至五的下午暢談社會時事個半小時。
機緣巧合之下，曾志豪得到另一個接受新嘗試的機會，就是由幕後轉型到幕前工作，接受新的挑戰。「有一次我代表電台部組（公共事務組）開會，在座有梁文道。可能當時我有一點點少年怒火，之前又『度』過才發言。我構思了一個比喻﹕足球隊皇家馬德里 近年成績滑落，是因為球隊開始老化，而青年軍的培訓又做得不好，即使外購球員都沒有用。我以此比喻港台的情，若港台不努力一點，結果可能會似皇馬。」
一步步向前走 找對了路
這個比喻為他贏取一次試鏡的機會，曾志豪亦成功把握時機，當上了《頭條新聞》主持。他說：「自己本身比較喜歡搞笑、輕鬆一點，這裏可以有空間給我度橋、畀我玩。」就這樣子一步一步走來，自大學參加辯論隊，到當雜誌編輯，再從幕後走到台前，曾志豪到現時為止，都慶幸自己找對了路。
「在工作裏找不到樂趣，就自然會離開。傳媒工作的人工不算高，但這裏的空間好值錢，這裏是唯一能夠給予我想要的東西的地方。」曾志豪認為做傳媒的，都會有點理想、抱負，但不會好老套地說出口。他喜歡自己的工作，喜歡港台給予他「發唞風」的空間。在此他能夠發表自己的言論，並且能夠借助此節目，把自己的思想傳送到觀眾那裏，亦吸引觀眾回應，這些正正是曾志豪希望做到的事。
縱使走對了傳媒的路，並不代表一帆風順。曾志豪曾經在念大學時在報館兼職遭解僱，「那時欠經驗，寫完稿便立即離開公司，後來被人炒，當時都受頗大的打擊。」《頭條新聞》試鏡前，他亦參加過與《基本法 》有關的節目試鏡，可惜「因為緊張、生硬」，結果落選。
盼當旅遊記者 四處遊歷
直至現時，在當傳媒人的路上，曾志豪仍有一個小小的遺憾：「我曾經考任電視台編劇，其實他們已經聘用我了，但那時候考慮人工問題，到最後一刻還是放棄，成為我人生中的一個遺憾。」
才二十來歲的曾志豪，回望過去，若要彌補遺憾，仍有無限青春。展望將來，他則希望當上類似《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的旅遊記者，他認為雜誌有深度，講旅遊又涉及地理，即使當上學徒也願意﹕「從前上大學的電影課時，記得老師有一句話令我很深刻﹕『人不應該在同一個地方逗留太久。』（當這本雜誌的記者）就等於生活在別的地方一段日子，可以這樣子的話，人生就發達！」
文﹕楊淑敏
圖﹕楊陽明
2007年4月11日 星期三
香港青年人，你有咩不滿先？！
不滿大人常說『一代不如一代』？
不滿大人常說青年人語文水平差，車，我又唔信你以前兩文三語加電腦樣樣都叻！
不滿大人常說青年人不關心社會，你地又好關心咩？
不滿大人常說青年人沒國際視野，你咁叻咁你試下講8個中南美州國家名出來吖笨？
不滿．．．！！！（等你地留言呀）
不滿大人常說青年人語文水平差，車，我又唔信你以前兩文三語加電腦樣樣都叻！
不滿大人常說青年人不關心社會，你地又好關心咩？
不滿大人常說青年人沒國際視野，你咁叻咁你試下講8個中南美州國家名出來吖笨？
不滿．．．！！！（等你地留言呀）
2007年4月9日 星期一
看到此文的組員，請留個言！
各位, 復活節快樂呢! 提提大家, 明天晚上我們六時在中心見, 記得要準備你的『9字頭』故事啊！
你可能會問，『9字頭』，怎樣寫才好呢？其實寫法／講法很多，可以參考一下這兒：
http://djworkshop.blogspot.com
在你成長中，有甚麼事情對你來說是很特別／很有代表性／很令你印像深刻的呢？或是，現在的你，又對未來有甚麼希望？
叫大家寫『9字頭』，其實是想大家對自己的身份多一點思考。我們往往都因為太習慣自己現時的狀況，而缺少對自己的反省，更缺少對別人的關懷。所以上一節要大家換轉一個弱勢者的身份去思考，正正就是想透過關懷其他人，去鼓勵大家反省自己。
其實身份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我們都同時擁有許多身份，而這些身份與血緣、國族、社會、習性等等都互為影響。特別是所謂『香港人』的身份，我們經常都被教育和傳媒影響而不自知，就好像政府新的宣傳片《始終有你》，當中所描述的香港和香港人，又是否你真實看見、真實感受到的香港？不妨一看！
好了，別忘了明天曾志豪會來，趁剩下的時間可以想想問他甚麼問題啊！
明天見！
fred
你可能會問，『9字頭』，怎樣寫才好呢？其實寫法／講法很多，可以參考一下這兒：
http://djworkshop.blogspot.com
在你成長中，有甚麼事情對你來說是很特別／很有代表性／很令你印像深刻的呢？或是，現在的你，又對未來有甚麼希望？
叫大家寫『9字頭』，其實是想大家對自己的身份多一點思考。我們往往都因為太習慣自己現時的狀況，而缺少對自己的反省，更缺少對別人的關懷。所以上一節要大家換轉一個弱勢者的身份去思考，正正就是想透過關懷其他人，去鼓勵大家反省自己。
其實身份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我們都同時擁有許多身份，而這些身份與血緣、國族、社會、習性等等都互為影響。特別是所謂『香港人』的身份，我們經常都被教育和傳媒影響而不自知，就好像政府新的宣傳片《始終有你》，當中所描述的香港和香港人，又是否你真實看見、真實感受到的香港？不妨一看！
好了，別忘了明天曾志豪會來，趁剩下的時間可以想想問他甚麼問題啊！
明天見！
fred
2007年4月4日 星期三
細路哥II
細路哥II
專輯：
主唱：林海峰
填詞：林海峰
作曲：陳奐仁@theinvisibleman
編曲：陳奐仁@theinvisibleman
某一年一班剛剛考完會考嘅同學約埋一齊唱K
流行曲唱到一半嘅時候
其中一位朋友問咗隔離嗰位一個問題
喂 你估吓二十年後嘅今日我地會變成一個咩人呢
二十年後
可能已經變成一個西裝骨骨嘅中環人
手帶勞力士 銀包有好多張信用卡
放工嘅時候就一齊响酒吧度
一邊望住個煙灰盅
一邊就望住隔離檯嗰個女仔
睇吓佢條裙幾時會走光
二十年後
大概終於會買咗個部好想擁有既汽車
但係仲有二十幾期要供
二十年嘞 應該轉過好多份工
識做嘅野越嚟越多
但係同時發覺學識越嚟越少
响嗰個時間 間唔中可能會去吓gym
但係做嚟做去都係減唔到個肚腩
當然二十年嚟你間唔中都會諗起一段
一路都未能放低嘅感情
女朋友越嚟越多 但係愛嘅越嚟越少
細路哥 你得到什麼 你失去什麼
你知道 what are u looking for
大概响嗰個時候可能會有身邊嘅親人離開
而响個陣時你會有好多講唔出口嘅遺憾
同時間你會發覺原來人生已經過咗一大半
同年終於結婚嘞
用左半生嘅積蓄俾左一層樓嘅首期
有車位有泳池會所
娛樂越嚟越多但係快樂越嚟越少
兩年後 可能會離婚
回復單身之後嘅一個晚上一個人响床上面
揸住個搖控不停咁轉台 食咗兩粒安眠藥
跟住點起支薄荷煙
然後流咗一滴自親人離世之後嘅眼淚
突然之間你又諗起 响二十年前
你係一個咩人 係個一晚
一大班同學約埋出嚟唱K唱到天光
仲記得係個朝返到屋企嘅時候
打開門响檯面見到有一碗屋企人留低嘅湯
碗湯已經凍咗嘞
細路哥 你得到什麼 你失去什麼
你知道 what are u looking for
專輯：
主唱：林海峰
填詞：林海峰
作曲：陳奐仁@theinvisibleman
編曲：陳奐仁@theinvisibleman
某一年一班剛剛考完會考嘅同學約埋一齊唱K
流行曲唱到一半嘅時候
其中一位朋友問咗隔離嗰位一個問題
喂 你估吓二十年後嘅今日我地會變成一個咩人呢
二十年後
可能已經變成一個西裝骨骨嘅中環人
手帶勞力士 銀包有好多張信用卡
放工嘅時候就一齊响酒吧度
一邊望住個煙灰盅
一邊就望住隔離檯嗰個女仔
睇吓佢條裙幾時會走光
二十年後
大概終於會買咗個部好想擁有既汽車
但係仲有二十幾期要供
二十年嘞 應該轉過好多份工
識做嘅野越嚟越多
但係同時發覺學識越嚟越少
响嗰個時間 間唔中可能會去吓gym
但係做嚟做去都係減唔到個肚腩
當然二十年嚟你間唔中都會諗起一段
一路都未能放低嘅感情
女朋友越嚟越多 但係愛嘅越嚟越少
細路哥 你得到什麼 你失去什麼
你知道 what are u looking for
大概响嗰個時候可能會有身邊嘅親人離開
而响個陣時你會有好多講唔出口嘅遺憾
同時間你會發覺原來人生已經過咗一大半
同年終於結婚嘞
用左半生嘅積蓄俾左一層樓嘅首期
有車位有泳池會所
娛樂越嚟越多但係快樂越嚟越少
兩年後 可能會離婚
回復單身之後嘅一個晚上一個人响床上面
揸住個搖控不停咁轉台 食咗兩粒安眠藥
跟住點起支薄荷煙
然後流咗一滴自親人離世之後嘅眼淚
突然之間你又諗起 响二十年前
你係一個咩人 係個一晚
一大班同學約埋出嚟唱K唱到天光
仲記得係個朝返到屋企嘅時候
打開門响檯面見到有一碗屋企人留低嘅湯
碗湯已經凍咗嘞
細路哥 你得到什麼 你失去什麼
你知道 what are u looking for
八字頭的論述， 誰來書寫？
明報 2005-01-31
八字頭的論述， 誰來書寫？
你是香港人嗎？這個切身的問題竟變得老掉牙。每隔一段時間，總有文化、學術論壇討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總有文章要抒發香港情懷。在學院內，「身分認同」亦成為本地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愈是辯論，愈是說明「身分認同」是思考香港的關鍵；愈是辯論，卻愈是證明不同的「論述」都有漏洞。每個人都趕著說自己的「香港故事」，他們都在回憶由窮小子到成功人士的奮鬥歷程。但在1982年才made in Hong Kong的我，他們的「香港故事」，似乎離我很遠很遠。板間房、「樓下閂水喉」無法令我產生共鳴。我甚至困惑，在香港出生成長的我，究竟能否算作地道的香港人。
早前，「世紀」版刊登了一篇由幾位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青年撰寫、題為《你是香港人嗎？》的文章。我想，我終於看到代表八字頭的香港故事了。但看了幾遍，沒有共鳴，令我無法不再問：我是香港人嗎？
不屬於八字頭的「香港論述」
事實上，我邊看文章邊點頭，我幾乎完全被他們的論點說服。
說得沒錯，「我們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小恩小惠……深信考大學為人生目標；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我們略懂一些感性消費，知道大口仔和 Prada一樣矜貴，菠蘿油還是我們的集體回憶；與此同時，我們亦巧遇楊利偉與溫家寶的風采」。這類「香港故事」，像大學課程讀到的香港論述般，以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角度分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複雜性。
抹去術語，他們的主要分析，認為香港因殖民統治而吸收現代文明，發展成全中國唯一的繁榮都市。香港與祖國在政治及經濟的差異，令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反感 (儘管他們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十分認同 )。與此同時，普及文化混入生活及本地元素，將「香港夢」深深植入香港人的記憶中，構成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複雜圖案。
作者們說的就是主流香港論述，若我要完成一篇題為《香港人身分認同：殖民與後殖民的角力》的20萬字論文，我也會引梁款、呂大樂、周蕾等人的論述。我近乎被他們說服、近乎相信這就是代表我的香港論述。但我仍然禁不住要問：這些論述真的能詮釋八字頭的「香港故事」嗎？八十年代是充滿變化的十年，八字頭的「香港經驗」又是否這樣容易被書寫？
八字頭的「他」與「她」
每個十年，似乎都擁有一個形容詞：六十年代是「嬉皮士」，七十年代有「火紅的一代」。但我們如何形容八字頭呢？對八十年代出生、思想還未僵化的年輕人，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質？「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是否就能代表八字頭呢？他認知香港的過程，是政治、經濟、父母還是電視機最具影響力？
如果「他」在1980年1 月1 日來到世上，他現在25歲。如果他沒有「浸鹹水」的機會，並中五輟學，那七、八年的工作經驗已磨平了他一半的稜角。亂衝亂撞以後，他體會到香港從來都是商家的天堂。如果他大學畢業，恰巧碰上經濟轉型，成為「畢業等於失業」的最佳例證，縱使他是家族內的「第一代大學生」。他不是在公屋玩丫叉長大，現在仍住在那水渠漏水、外牆石屎脫落的居屋，高達模型仍放在房間的最當眼位置。他記得九七回歸換國旗的歷史時刻，那時他第一次問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旅行應該用BNO 還是特區護照。雖然他對四大天王的金曲已滾瓜爛熟，但仍設法緊貼潮流的他，會反複練習《分身術》和《空中飛人》。他會唱《倆忘煙水裏》，只因這是母親的最愛。他已離開校園溫室，對世情了解卻未夠深。他參加七一遊行，同時認購「領匯」。他是八字頭的「最年老」代表，不是不想講自己的「香港故事」，但要唏噓嘆息，又或許太年輕了。
如果另一個「她」有幸趕上尾班車，在1989年12月31日出生，她現在只是個15歲的中學生，「入機舖」還會被查兒童身分證。她不知道什麼是「換衫公仔」，雖然她將自己變成「換衫公仔」。 Twins的歌就是她的人生寫照：友情是「共是一起拍住上揚威」，愛情是「無法一起對算愛過些人，借過你體溫練習擁吻」，學業是「臨別要在這間愉快的班房起舞」，人生就是「一開心唱飲歌，一傷心唱飲歌」。她認定自己是香港人，雖然她對六四事件毫無認識。她拒絕購買印有「 China」字樣的名牌風褸，雖然她同時對國家奧運代表劉翔暗裏著迷。她是最年輕的八字頭代表，思考香港、反思身分認同，對二八年華的她，似乎太沉重了。
八字頭的「他」與「她」，擁有不同的香港經驗，他們的故事不容易說。
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代」八字頭還是有共同點的。他們都是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代」。
如果我們認同，七歲以前的記憶是模糊不清的話，那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八字頭，就是最後一批能記得殖民地時代生活的香港人---雖然他們當時年紀小，沒有真切體驗。八字頭也是最後一批受殖民地教育，被教化為認同香港、國際多於認同中國的香港人。在此以後的年輕人，他們知道的只是經淡化後的殖民歷史。
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令八字頭只知道中國古代歷史，缺乏民族感情，亦不像「火紅的一代」般，擁有建設國家關心民族熱情。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9年春夏間的「政治風波」，是構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日子，不少香港人還記得他們曾為前途期待過、擔憂過。但1984、1989，可能只是八字頭的「他」與「她」的出生年份。然而，大多數香港出生的八字頭，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了解，並深信大陸人是「阿燦」。政治上，八字頭暫時難以接受「中國人」的身分。
八字頭確曾在殖民地時代成長，在各種「香港夢」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好些八字頭便眷戀殖民地時代，渴望香港重回「遍地黃金」的殖民地時代。1997年以前，這些八字頭，還只是十來歲的小子丫頭，沒有機會參與製造「香港夢」。八字頭體驗不到八、九十年代的經濟成果，甚至要承受經濟泡沫爆破的惡果。八字頭卻認定「香港夢」是在他們所屬時代發生的，回歸被他們歸咎為破壞繁榮穩定的主因。
但現實的八字頭也了解經濟機會就在神州大地，不得不背靠祖國。經濟衰退，令八字頭不能自豪地認為香港比內地好。中國，是破壞者，也是創富者。在這種複雜情緒下，八字頭既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不為「香港人」的身分驕傲。簡單「香港夢」論述，難以圓滿解釋八字頭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八字頭「回憶」普及文化
那麼，普及文化又能否解釋八字頭的香港經驗呢？
不錯，普及文化對八字頭影響尤深，但許冠傑不是他們的icon。梅艷芳、張國榮雖是八十年代的巨星，但他們是七字頭的偶像。不少八字頭在他們離世後才成為他們的fans，遺憾記不起他們當年的演出。
是的，我知道黃霑乃一代鬼才，兼備嶺南傳統文化及本地粗俗風格的他，對香港的普及文化和流行樂壇影響至巨；我亦知道《網中人》的「阿燦」成為內地人的代名詞。但這一切一切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集體回憶」，對八字頭只是「知識」而不是「回憶」。1982年出生的我，沒有在電視看到《網中人》的首播。
這些「回憶」離八字頭很近，但八字頭偏偏沒有經歷過。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普及文化，並沒有對八字頭產生作用。有些七十年代的普及文化，是有意識地建構或反映香港人身分認同，但八、九十年代的普及文化已轉化為商業導向的娛樂事業。四大天王會為回歸慶典演唱，偶然唱唱《中國人》，但更多的時間在唱《按摩女郎》。伴陪八字頭成長的主流普及文化，已很少有意識地反思香港問題、抒發香港情懷。不要忘記，達明一派只是另類樂隊呀！
八字頭延續「香港特質」
那麼，在「香港夢」做不成、政治受制於中央、普及文化缺乏反思的特區香港，「香港人」會消失嗎？或許有些香港人嫌普及文化低俗，但它在延續香港人身分認同上，可能擔當一個重要的位置。
本地的普及文化固然絕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質，或有更多人相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等等，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然而，當一國兩制下的政治以「一國」先行、「兩制」為後，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已侵蝕這些源於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當政治上香港不能獨立於中國的發展，我們能否區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外？
以往，香港人常以經濟來定義香港，但，當香港失去了她的經濟活力，「香港夢」再做不成、繁榮穩定不再的結果是：香港人不再為現時的香港自豪。當經濟、政治發展，香港都無法擺脫中國因素，「香港人」這個身分，會否被「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這些身分所淹蓋呢？
或者本土文化的不斷重塑、再造，就是保持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最佳方法。八字頭未嘗制水之苦、未住過唐樓板間房，不會了解《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逼人。新一代的香港人，因為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缺乏認識，令他們對中國難以認同。如果香港人不認識本土歷史、發展的過程，新生香港人如何會對「香港人」的身分產生認同呢？今天一些年輕人主動認識舊時代的「潮流」，是否代表他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和追尋呢？重新整理普及文化、發展這些「香港故事」的必要元素，令它們成為八字頭、九字頭、零字頭所認同的「香港特質」，「香港人」的身分，將會傳承下去。
當有一日，新一代香港人，在重溫周星馳「無厘頭」對白時不明所以，無法明白許冠傑的吸引力時，或許便代表我們失去了香港人的其中一個重要特質。
要延續「香港故事」，年輕人就是傳承的關鍵。年輕人積極參與兩次七一遊行，除了因為反叛，是否跟他們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有關呢？當七字頭已努力建設他們理想的香港時，八字頭又能否擔當延續「香港特質」的任務呢？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八字頭的論述， 誰來書寫？
你是香港人嗎？這個切身的問題竟變得老掉牙。每隔一段時間，總有文化、學術論壇討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總有文章要抒發香港情懷。在學院內，「身分認同」亦成為本地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之一。
愈是辯論，愈是說明「身分認同」是思考香港的關鍵；愈是辯論，卻愈是證明不同的「論述」都有漏洞。每個人都趕著說自己的「香港故事」，他們都在回憶由窮小子到成功人士的奮鬥歷程。但在1982年才made in Hong Kong的我，他們的「香港故事」，似乎離我很遠很遠。板間房、「樓下閂水喉」無法令我產生共鳴。我甚至困惑，在香港出生成長的我，究竟能否算作地道的香港人。
早前，「世紀」版刊登了一篇由幾位八十年代出生的香港青年撰寫、題為《你是香港人嗎？》的文章。我想，我終於看到代表八字頭的香港故事了。但看了幾遍，沒有共鳴，令我無法不再問：我是香港人嗎？
不屬於八字頭的「香港論述」
事實上，我邊看文章邊點頭，我幾乎完全被他們的論點說服。
說得沒錯，「我們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小恩小惠……深信考大學為人生目標；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我們略懂一些感性消費，知道大口仔和 Prada一樣矜貴，菠蘿油還是我們的集體回憶；與此同時，我們亦巧遇楊利偉與溫家寶的風采」。這類「香港故事」，像大學課程讀到的香港論述般，以政治、經濟及文化的角度分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複雜性。
抹去術語，他們的主要分析，認為香港因殖民統治而吸收現代文明，發展成全中國唯一的繁榮都市。香港與祖國在政治及經濟的差異，令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分反感 (儘管他們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十分認同 )。與此同時，普及文化混入生活及本地元素，將「香港夢」深深植入香港人的記憶中，構成了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複雜圖案。
作者們說的就是主流香港論述，若我要完成一篇題為《香港人身分認同：殖民與後殖民的角力》的20萬字論文，我也會引梁款、呂大樂、周蕾等人的論述。我近乎被他們說服、近乎相信這就是代表我的香港論述。但我仍然禁不住要問：這些論述真的能詮釋八字頭的「香港故事」嗎？八十年代是充滿變化的十年，八字頭的「香港經驗」又是否這樣容易被書寫？
八字頭的「他」與「她」
每個十年，似乎都擁有一個形容詞：六十年代是「嬉皮士」，七十年代有「火紅的一代」。但我們如何形容八字頭呢？對八十年代出生、思想還未僵化的年輕人，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特質？「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是否就能代表八字頭呢？他認知香港的過程，是政治、經濟、父母還是電視機最具影響力？
如果「他」在1980年1 月1 日來到世上，他現在25歲。如果他沒有「浸鹹水」的機會，並中五輟學，那七、八年的工作經驗已磨平了他一半的稜角。亂衝亂撞以後，他體會到香港從來都是商家的天堂。如果他大學畢業，恰巧碰上經濟轉型，成為「畢業等於失業」的最佳例證，縱使他是家族內的「第一代大學生」。他不是在公屋玩丫叉長大，現在仍住在那水渠漏水、外牆石屎脫落的居屋，高達模型仍放在房間的最當眼位置。他記得九七回歸換國旗的歷史時刻，那時他第一次問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旅行應該用BNO 還是特區護照。雖然他對四大天王的金曲已滾瓜爛熟，但仍設法緊貼潮流的他，會反複練習《分身術》和《空中飛人》。他會唱《倆忘煙水裏》，只因這是母親的最愛。他已離開校園溫室，對世情了解卻未夠深。他參加七一遊行，同時認購「領匯」。他是八字頭的「最年老」代表，不是不想講自己的「香港故事」，但要唏噓嘆息，又或許太年輕了。
如果另一個「她」有幸趕上尾班車，在1989年12月31日出生，她現在只是個15歲的中學生，「入機舖」還會被查兒童身分證。她不知道什麼是「換衫公仔」，雖然她將自己變成「換衫公仔」。 Twins的歌就是她的人生寫照：友情是「共是一起拍住上揚威」，愛情是「無法一起對算愛過些人，借過你體溫練習擁吻」，學業是「臨別要在這間愉快的班房起舞」，人生就是「一開心唱飲歌，一傷心唱飲歌」。她認定自己是香港人，雖然她對六四事件毫無認識。她拒絕購買印有「 China」字樣的名牌風褸，雖然她同時對國家奧運代表劉翔暗裏著迷。她是最年輕的八字頭代表，思考香港、反思身分認同，對二八年華的她，似乎太沉重了。
八字頭的「他」與「她」，擁有不同的香港經驗，他們的故事不容易說。
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代」八字頭還是有共同點的。他們都是殖民地香港的「最後一代」。
如果我們認同，七歲以前的記憶是模糊不清的話，那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八字頭，就是最後一批能記得殖民地時代生活的香港人---雖然他們當時年紀小，沒有真切體驗。八字頭也是最後一批受殖民地教育，被教化為認同香港、國際多於認同中國的香港人。在此以後的年輕人，他們知道的只是經淡化後的殖民歷史。
殖民地的教育制度，令八字頭只知道中國古代歷史，缺乏民族感情，亦不像「火紅的一代」般，擁有建設國家關心民族熱情。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9年春夏間的「政治風波」，是構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重要日子，不少香港人還記得他們曾為前途期待過、擔憂過。但1984、1989，可能只是八字頭的「他」與「她」的出生年份。然而，大多數香港出生的八字頭，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了解，並深信大陸人是「阿燦」。政治上，八字頭暫時難以接受「中國人」的身分。
八字頭確曾在殖民地時代成長，在各種「香港夢」故事的耳濡目染下，好些八字頭便眷戀殖民地時代，渴望香港重回「遍地黃金」的殖民地時代。1997年以前，這些八字頭，還只是十來歲的小子丫頭，沒有機會參與製造「香港夢」。八字頭體驗不到八、九十年代的經濟成果，甚至要承受經濟泡沫爆破的惡果。八字頭卻認定「香港夢」是在他們所屬時代發生的，回歸被他們歸咎為破壞繁榮穩定的主因。
但現實的八字頭也了解經濟機會就在神州大地，不得不背靠祖國。經濟衰退，令八字頭不能自豪地認為香港比內地好。中國，是破壞者，也是創富者。在這種複雜情緒下，八字頭既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不為「香港人」的身分驕傲。簡單「香港夢」論述，難以圓滿解釋八字頭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八字頭「回憶」普及文化
那麼，普及文化又能否解釋八字頭的香港經驗呢？
不錯，普及文化對八字頭影響尤深，但許冠傑不是他們的icon。梅艷芳、張國榮雖是八十年代的巨星，但他們是七字頭的偶像。不少八字頭在他們離世後才成為他們的fans，遺憾記不起他們當年的演出。
是的，我知道黃霑乃一代鬼才，兼備嶺南傳統文化及本地粗俗風格的他，對香港的普及文化和流行樂壇影響至巨；我亦知道《網中人》的「阿燦」成為內地人的代名詞。但這一切一切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集體回憶」，對八字頭只是「知識」而不是「回憶」。1982年出生的我，沒有在電視看到《網中人》的首播。
這些「回憶」離八字頭很近，但八字頭偏偏沒有經歷過。建構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普及文化，並沒有對八字頭產生作用。有些七十年代的普及文化，是有意識地建構或反映香港人身分認同，但八、九十年代的普及文化已轉化為商業導向的娛樂事業。四大天王會為回歸慶典演唱，偶然唱唱《中國人》，但更多的時間在唱《按摩女郎》。伴陪八字頭成長的主流普及文化，已很少有意識地反思香港問題、抒發香港情懷。不要忘記，達明一派只是另類樂隊呀！
八字頭延續「香港特質」
那麼，在「香港夢」做不成、政治受制於中央、普及文化缺乏反思的特區香港，「香港人」會消失嗎？或許有些香港人嫌普及文化低俗，但它在延續香港人身分認同上，可能擔當一個重要的位置。
本地的普及文化固然絕不是香港的唯一特質，或有更多人相信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多元包容等等，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然而，當一國兩制下的政治以「一國」先行、「兩制」為後，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已侵蝕這些源於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當政治上香港不能獨立於中國的發展，我們能否區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在於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外？
以往，香港人常以經濟來定義香港，但，當香港失去了她的經濟活力，「香港夢」再做不成、繁榮穩定不再的結果是：香港人不再為現時的香港自豪。當經濟、政治發展，香港都無法擺脫中國因素，「香港人」這個身分，會否被「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這些身分所淹蓋呢？
或者本土文化的不斷重塑、再造，就是保持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最佳方法。八字頭未嘗制水之苦、未住過唐樓板間房，不會了解《七十二家房客》的生活逼人。新一代的香港人，因為對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缺乏認識，令他們對中國難以認同。如果香港人不認識本土歷史、發展的過程，新生香港人如何會對「香港人」的身分產生認同呢？今天一些年輕人主動認識舊時代的「潮流」，是否代表他們對「香港人」身分的認同和追尋呢？重新整理普及文化、發展這些「香港故事」的必要元素，令它們成為八字頭、九字頭、零字頭所認同的「香港特質」，「香港人」的身分，將會傳承下去。
當有一日，新一代香港人，在重溫周星馳「無厘頭」對白時不明所以，無法明白許冠傑的吸引力時，或許便代表我們失去了香港人的其中一個重要特質。
要延續「香港故事」，年輕人就是傳承的關鍵。年輕人積極參與兩次七一遊行，除了因為反叛，是否跟他們的香港人身分認同有關呢？當七字頭已努力建設他們理想的香港時，八字頭又能否擔當延續「香港特質」的任務呢？
(作者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
你是香港人嗎？
明報 2005-01-07
你是香港人嗎？
作者按：Roundtable香港研究中心於2004年11月12日舉行首次咖啡沙龍，主題為「你是香港人嗎？殖民者之間的身分危 機」。沙龍嘉賓香港科技大學谷淑美教授、浸會大學梁漢柱教授以及一眾出席者暢所欲言，藉此給我們這一代一個時代的註腳，思考後殖民的多種困惑。
本文根據當日嘉賓和其他出席者的發言為藍本而撰寫。
文：陳智遠 楊倩淇 莊煒檑 Roundtable 香港研究中心(香港青年政策 研究所)
「你是香港人嗎？」在「是」或「非」衝口而出之前，稍一回想各自成長經歷，便會驚覺，這個問題絕不易答。對於一眾「八字頭」 (八十年代出生一代來說) ，更是矛盾重重。我們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小恩小惠，雖錯過了麥理浩的黃金十年，但仍深信考大學為人生目標；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我們略懂一些感性消費，知道 大口和 Prada一樣矜貴，菠蘿油還是我們的集體回憶；與此同時，我們亦巧遇楊利偉與溫家寶的風采，明白要心繫家國，支持希望工程；我們沒有遇上香港戰後遍地機 會的黃金年代，「畢業等於失業」、「朝九晚十一」的陰霾猶在，但大家還是有說不出愛香港的 112種理由。我們的身分認同，從來清晰中帶點模糊，「我是香港人嗎？」這問題確實有無限空間，讓土生土長的一代深思與細想。
一個隸屬的身分
書寫港人身分，說難其實不難。從殖民政府到特區政府，換掉的或許只是一個旗號。從小型漁港到東方明珠，從內向型經濟到與全世界接軌，百多年來，我們均能清 楚看到超越本土的力量，以建制與超建制的途徑，主導香港政治及社經發展，塑造社會面貌，毫無掩飾。
就像學者周蕾曾提出，香港「後殖民」之路難免要面對一個「雙重不可能」 (double impossibilities) ---香港不可能屈服於中國國族主義的再臨，正如它並不臣服英國的殖民主義，潛台詞是儘管殖民統治終結，香港仍未跳出殖民主義的桎梏，受着本土以外的上層 權力所牽引。香港人的身分建構，彷彿亦走不出這框框。
回歸前，殖民政府努力建構的那一套香港公民身分，簡而言之，是只要你奉公守法，埋首工作，你便是香港一分子，光明大道在前。這套不須政治參與、但求三餐溫 飽的身分認同，完全脫離傳統族裔或國家歸屬的問題。在去政治化、去民族化的論調下，香港人的身分，便建基在一份靠個人努力拚搏、在社會階梯逐步向上的優越 感。
若我們視1992年彭定康推行的一系列政改方案為「非殖民化」的表述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在香港從不是走向獨立，盡其極只是一套基本 (魔) 法藝術，「五十年不變」的虛幻承諾；主權，還是歸於中國。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或英國(海外)居民護照都只是一個隸屬 (subjugated)的身分，欠缺本土性。
一套新的公民身分
特區政府重構港人身分，首先是去殖化，即積極拔除殖民年代所有的重要內涵，冲淡我們曾為異國子民的日子經歷；其次是再中國化 ( Re-sinicization) ，即培育國家認同，把港人身分與祖國環環緊扣。於是回歸後，凜凜北風頓時吹來，愛國教育抬頭，「沒有國哪有家」論調出籠，楊利偉從太空「着陸」香港，奧運 選手「閃亮晶晶」，每天黃昏「心繫家國」，不同環節，均旨在把港人身分與民族主義接軌，或許如此，就連闡述「香港精神」，特首亦要用上大陸過戶香港的乒乓 球手。自此，儘管「兩制」迥異，「一國」始終同心，香港人等同中國人，血濃於水，密不可分。
然而，全球化浩浩蕩蕩，港人亦要面對另一股國際洪流。當商家批評香港變成「共產國」與「人民公社」，財爺點出失業率不會回落的詛咒，一併解讀，便是在全球 化衝擊之下，人人自危，大家因此應努力工作，專心創富，推動經濟，少做刁民與政棍，依賴政府福利 (狗餅) 是天大罪行，自力更生方為公民責任。在公共行政受市場化 ( marketization) 與私有化 ( pri-vatization) 兩重夾擊之下，政府亦透過新社會經濟政策重塑港人身分，我們被要求成為懂得不斷自我增值的個體戶 (enterprisingindividual) ，除了外語，更要三個月學好打字、電話、寫信與面試，以配合講求「小政府」、公眾財政大力樽節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世界洪流。
在政、經兩股拉力之下，港人獲得一套新的公民身分---個人層面，我們要努力工作，努力增值，努力消費，努力推動經濟，來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集體而言， 我們要愛國愛黨，「不要怕，只要信」，少發噪音，多信政府。「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董特首說得相當明白。
瞻前顧後、左顧右盼，港人仍滯留在一個框框。
香港身分的元素
書寫港人身分，說易卻也不易。其困難處，在於香港身分建構，並非一個清晰由上而下的過程，當中牽涉多個層面的互動，變幻不定。
香港的大歷史，頂多只是百多年殖民時期的人與事，在附屬的身分下，港人難以發展出一套自我理念，與中華民族龍的傳人相輝映。但是，大城中有小事，香港有數 之不盡的小歷史，讓我們透過生活的點滴，演繹、建構、豐富與補充自我身分與精神面貌，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換上新面譜。
不少人指出，後殖民對香港的論述，應旨在重新確立屬於「本土人士」的歷史撰寫自主權，讓我們可以在曾被掠奪的歷史和欲望當中，得以真正在本土語言中清楚描 述自己。而且可幸的是，殖民時期對身分創造留下無限幻想空間，大家於是不斷「加鹽加醋」，使「香港人」這中性名詞，除了奉公守法的經濟動物之外，變得更加 精彩，更加親切。
鬼才黃霑的去世能引起全城悲慟，也許是他本身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幼年從大陸南下，就讀傳統名校、英式貴族大學，但他所弘毅的，卻是粵語歌曲與獅子山下的刻 苦，所訴說的，是獨有的本土情懷，與不折不扣的香港故事。
在自由市場的經濟大論述下，我們有一套疑幻疑真的經濟成功故事，法治、社會秩序使這個從前是造香的地方可以面向國際。回歸後特區的國慶匯演、花車巡遊，以 至珠三角等計劃，都似是而非地延續着這個成功的香港 (後殖) 故事。可是，伴着大故事，同時存在貼近人氣的普及文化，「排名不分前後左右忠奸」，共同譜出一個想像的共同空間︰戰後初期的香港小社區的集體回憶有《七十 二家房客》、八十年代軟硬天師的老人院時間、達明一派的《十個救火的少年》、九十年代的史提芬•周，都在有意無意地喧嘩、發聲，逐點表述香港精神。在麥 兜、《歡樂今宵》、茶樓與恆生指數的升跌之間，均是香港身分元素所在。
香港身分的危機
受港英政府的政策所定，香港只有「居民」的概念，任何籍貫人士都能在港安居樂業，但一張身分證卻不代表你擁有香港身分，本土社群的排他性形成了一個非法律 訂明的身分劃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很大程度是建基在與別人的差異之上，因此，我們很容易陷入一個「誰是我者，誰是他者」的迷思---香港人文明，映襯出 南亞人落後；香港人前衛，反映大陸「窮親戚」的土氣；香港經濟發達，反映中國大陸的落後不堪；加上外國英美「鬼佬」、印度「阿差」、大陸「阿燦」以及菲籍 「賓賓」，組合起來，成為一套由民族而劃分的優劣樹圖，而落地生了根的舊大陸移民，又會反過來歧視新移民。從被歧視到歧視，香港身分又多了一個層面。
香港人的信心起落，與大陸政經發展緊緊扣着，於是，討論會中有人提出，假若港人身分必須建基在與大陸的「更緊密關係」，回歸之後，各種難關如影隨形，東方 之珠黯然失色，相反大陸卻高速發展，香港人的身分又何去何從？這着實值得深思。
弔詭的是，港人極力維護比大陸同胞優異的希冀，但我們的本土性 (Nativism) ，卻始終與祖國千絲萬縷。不能否認，香港始終是大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血源上，我們在大陸多有親屬；地緣上，我們屬於外圍的 (peripheral) 中華文化，就算我們能建構出本土文化，香港人的根，始終在神州大地，不須九七到來，人心早已回歸。可以說，從1950年代《中國學生周報》至1990年代 華東賑災，港人抗拒「樣板戲式」的再中國化，再中國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可是，祖國對港人來說，儘管地域相連，認知卻模糊，看似熟悉，其實陌生。若說國族身分是身分構造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面對祖國重歸，香港人勢必陷入身分危 機，絕非天方夜譚。
引用 Anthony Smith的分析，國族身分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層次：一、建立在種族基礎的國族身分以血源、傳統、族群維繫；二、建立在公民基礎之上的國族身分則以 合約、法治、公民權責和普世價值(核心 價值)確立。原則上，兩者並不是對立或矛盾的。若回顧香港的大歷史，港英政府努力建構的，屬於後者：從1949年首次發放香港身分證、1950年設置邊界 管制、1954年推行大型房屋計劃及1970年代的清潔香港運動都形成了香港的公民權責，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的身分。
港人身分兼容並蓄
中英談判、六四事件、九十年代民主浪潮與七一遊行，卻提供黃金機會，讓本土社群主動地鞏固一套以民主保障、人權、自由、公平、法治、公民參與、制約權力等 價值為本的香港人身分，時髦用語為「核心價值」---雖然與會者亦提出，並非每個香港人都完全同意「核心價值」，「中環價值」與「MK (旺角) 價值」，可以是天淵之別。
也許兜兜轉轉，最終還是回到同一個老問題---自我身分從來是多重的，我們很難勾勒出港人一個完整身分 (fullidenti-ty) ，因此，真正核心的問題是，港人身分究竟是「誰的身分？」 ( whoseidentity) ?
在總結中，講者指出香港人有一股強烈的身分認同感，而香港政府則提倡把香港建設為全球都市 (globalcity) ，兩者之間相信會形成一股張力。或許我們是時候與時並進，提倡「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ship) 這國際時興用語，即是不同文化背景、族裔的人都有參與建設社區的權利，使「身分」一詞變得兼容並蓄，方能解決這個潛在矛盾。
「你是香港人嗎？」沙龍完結，沒有答案，卻有更深一層的思考。
你是香港人嗎？
作者按：Roundtable香港研究中心於2004年11月12日舉行首次咖啡沙龍，主題為「你是香港人嗎？殖民者之間的身分危 機」。沙龍嘉賓香港科技大學谷淑美教授、浸會大學梁漢柱教授以及一眾出席者暢所欲言，藉此給我們這一代一個時代的註腳，思考後殖民的多種困惑。
本文根據當日嘉賓和其他出席者的發言為藍本而撰寫。
文：陳智遠 楊倩淇 莊煒檑 Roundtable 香港研究中心(香港青年政策 研究所)
「你是香港人嗎？」在「是」或「非」衝口而出之前，稍一回想各自成長經歷，便會驚覺，這個問題絕不易答。對於一眾「八字頭」 (八十年代出生一代來說) ，更是矛盾重重。我們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小恩小惠，雖錯過了麥理浩的黃金十年，但仍深信考大學為人生目標；出生於後匱乏年代，我們略懂一些感性消費，知道 大口和 Prada一樣矜貴，菠蘿油還是我們的集體回憶；與此同時，我們亦巧遇楊利偉與溫家寶的風采，明白要心繫家國，支持希望工程；我們沒有遇上香港戰後遍地機 會的黃金年代，「畢業等於失業」、「朝九晚十一」的陰霾猶在，但大家還是有說不出愛香港的 112種理由。我們的身分認同，從來清晰中帶點模糊，「我是香港人嗎？」這問題確實有無限空間，讓土生土長的一代深思與細想。
一個隸屬的身分
書寫港人身分，說難其實不難。從殖民政府到特區政府，換掉的或許只是一個旗號。從小型漁港到東方明珠，從內向型經濟到與全世界接軌，百多年來，我們均能清 楚看到超越本土的力量，以建制與超建制的途徑，主導香港政治及社經發展，塑造社會面貌，毫無掩飾。
就像學者周蕾曾提出，香港「後殖民」之路難免要面對一個「雙重不可能」 (double impossibilities) ---香港不可能屈服於中國國族主義的再臨，正如它並不臣服英國的殖民主義，潛台詞是儘管殖民統治終結，香港仍未跳出殖民主義的桎梏，受着本土以外的上層 權力所牽引。香港人的身分建構，彷彿亦走不出這框框。
回歸前，殖民政府努力建構的那一套香港公民身分，簡而言之，是只要你奉公守法，埋首工作，你便是香港一分子，光明大道在前。這套不須政治參與、但求三餐溫 飽的身分認同，完全脫離傳統族裔或國家歸屬的問題。在去政治化、去民族化的論調下，香港人的身分，便建基在一份靠個人努力拚搏、在社會階梯逐步向上的優越 感。
若我們視1992年彭定康推行的一系列政改方案為「非殖民化」的表述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在香港從不是走向獨立，盡其極只是一套基本 (魔) 法藝術，「五十年不變」的虛幻承諾；主權，還是歸於中國。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或英國(海外)居民護照都只是一個隸屬 (subjugated)的身分，欠缺本土性。
一套新的公民身分
特區政府重構港人身分，首先是去殖化，即積極拔除殖民年代所有的重要內涵，冲淡我們曾為異國子民的日子經歷；其次是再中國化 ( Re-sinicization) ，即培育國家認同，把港人身分與祖國環環緊扣。於是回歸後，凜凜北風頓時吹來，愛國教育抬頭，「沒有國哪有家」論調出籠，楊利偉從太空「着陸」香港，奧運 選手「閃亮晶晶」，每天黃昏「心繫家國」，不同環節，均旨在把港人身分與民族主義接軌，或許如此，就連闡述「香港精神」，特首亦要用上大陸過戶香港的乒乓 球手。自此，儘管「兩制」迥異，「一國」始終同心，香港人等同中國人，血濃於水，密不可分。
然而，全球化浩浩蕩蕩，港人亦要面對另一股國際洪流。當商家批評香港變成「共產國」與「人民公社」，財爺點出失業率不會回落的詛咒，一併解讀，便是在全球 化衝擊之下，人人自危，大家因此應努力工作，專心創富，推動經濟，少做刁民與政棍，依賴政府福利 (狗餅) 是天大罪行，自力更生方為公民責任。在公共行政受市場化 ( marketization) 與私有化 ( pri-vatization) 兩重夾擊之下，政府亦透過新社會經濟政策重塑港人身分，我們被要求成為懂得不斷自我增值的個體戶 (enterprisingindividual) ，除了外語，更要三個月學好打字、電話、寫信與面試，以配合講求「小政府」、公眾財政大力樽節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世界洪流。
在政、經兩股拉力之下，港人獲得一套新的公民身分---個人層面，我們要努力工作，努力增值，努力消費，努力推動經濟，來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集體而言， 我們要愛國愛黨，「不要怕，只要信」，少發噪音，多信政府。「背靠祖國，面向世界」，董特首說得相當明白。
瞻前顧後、左顧右盼，港人仍滯留在一個框框。
香港身分的元素
書寫港人身分，說易卻也不易。其困難處，在於香港身分建構，並非一個清晰由上而下的過程，當中牽涉多個層面的互動，變幻不定。
香港的大歷史，頂多只是百多年殖民時期的人與事，在附屬的身分下，港人難以發展出一套自我理念，與中華民族龍的傳人相輝映。但是，大城中有小事，香港有數 之不盡的小歷史，讓我們透過生活的點滴，演繹、建構、豐富與補充自我身分與精神面貌，在時代的變遷中，不斷換上新面譜。
不少人指出，後殖民對香港的論述，應旨在重新確立屬於「本土人士」的歷史撰寫自主權，讓我們可以在曾被掠奪的歷史和欲望當中，得以真正在本土語言中清楚描 述自己。而且可幸的是，殖民時期對身分創造留下無限幻想空間，大家於是不斷「加鹽加醋」，使「香港人」這中性名詞，除了奉公守法的經濟動物之外，變得更加 精彩，更加親切。
鬼才黃霑的去世能引起全城悲慟，也許是他本身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幼年從大陸南下，就讀傳統名校、英式貴族大學，但他所弘毅的，卻是粵語歌曲與獅子山下的刻 苦，所訴說的，是獨有的本土情懷，與不折不扣的香港故事。
在自由市場的經濟大論述下，我們有一套疑幻疑真的經濟成功故事，法治、社會秩序使這個從前是造香的地方可以面向國際。回歸後特區的國慶匯演、花車巡遊，以 至珠三角等計劃，都似是而非地延續着這個成功的香港 (後殖) 故事。可是，伴着大故事，同時存在貼近人氣的普及文化，「排名不分前後左右忠奸」，共同譜出一個想像的共同空間︰戰後初期的香港小社區的集體回憶有《七十 二家房客》、八十年代軟硬天師的老人院時間、達明一派的《十個救火的少年》、九十年代的史提芬•周，都在有意無意地喧嘩、發聲，逐點表述香港精神。在麥 兜、《歡樂今宵》、茶樓與恆生指數的升跌之間，均是香港身分元素所在。
香港身分的危機
受港英政府的政策所定，香港只有「居民」的概念，任何籍貫人士都能在港安居樂業，但一張身分證卻不代表你擁有香港身分，本土社群的排他性形成了一個非法律 訂明的身分劃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很大程度是建基在與別人的差異之上，因此，我們很容易陷入一個「誰是我者，誰是他者」的迷思---香港人文明，映襯出 南亞人落後；香港人前衛，反映大陸「窮親戚」的土氣；香港經濟發達，反映中國大陸的落後不堪；加上外國英美「鬼佬」、印度「阿差」、大陸「阿燦」以及菲籍 「賓賓」，組合起來，成為一套由民族而劃分的優劣樹圖，而落地生了根的舊大陸移民，又會反過來歧視新移民。從被歧視到歧視，香港身分又多了一個層面。
香港人的信心起落，與大陸政經發展緊緊扣着，於是，討論會中有人提出，假若港人身分必須建基在與大陸的「更緊密關係」，回歸之後，各種難關如影隨形，東方 之珠黯然失色，相反大陸卻高速發展，香港人的身分又何去何從？這着實值得深思。
弔詭的是，港人極力維護比大陸同胞優異的希冀，但我們的本土性 (Nativism) ，卻始終與祖國千絲萬縷。不能否認，香港始終是大中華文化的一部分，血源上，我們在大陸多有親屬；地緣上，我們屬於外圍的 (peripheral) 中華文化，就算我們能建構出本土文化，香港人的根，始終在神州大地，不須九七到來，人心早已回歸。可以說，從1950年代《中國學生周報》至1990年代 華東賑災，港人抗拒「樣板戲式」的再中國化，再中國化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可是，祖國對港人來說，儘管地域相連，認知卻模糊，看似熟悉，其實陌生。若說國族身分是身分構造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面對祖國重歸，香港人勢必陷入身分危 機，絕非天方夜譚。
引用 Anthony Smith的分析，國族身分大致可以分成兩種層次：一、建立在種族基礎的國族身分以血源、傳統、族群維繫；二、建立在公民基礎之上的國族身分則以 合約、法治、公民權責和普世價值(核心 價值)確立。原則上，兩者並不是對立或矛盾的。若回顧香港的大歷史，港英政府努力建構的，屬於後者：從1949年首次發放香港身分證、1950年設置邊界 管制、1954年推行大型房屋計劃及1970年代的清潔香港運動都形成了香港的公民權責，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的身分。
港人身分兼容並蓄
中英談判、六四事件、九十年代民主浪潮與七一遊行，卻提供黃金機會，讓本土社群主動地鞏固一套以民主保障、人權、自由、公平、法治、公民參與、制約權力等 價值為本的香港人身分，時髦用語為「核心價值」---雖然與會者亦提出，並非每個香港人都完全同意「核心價值」，「中環價值」與「MK (旺角) 價值」，可以是天淵之別。
也許兜兜轉轉，最終還是回到同一個老問題---自我身分從來是多重的，我們很難勾勒出港人一個完整身分 (fullidenti-ty) ，因此，真正核心的問題是，港人身分究竟是「誰的身分？」 ( whoseidentity) ?
在總結中，講者指出香港人有一股強烈的身分認同感，而香港政府則提倡把香港建設為全球都市 (globalcity) ，兩者之間相信會形成一股張力。或許我們是時候與時並進，提倡「全球公民」 (global citizen-ship) 這國際時興用語，即是不同文化背景、族裔的人都有參與建設社區的權利，使「身分」一詞變得兼容並蓄，方能解決這個潛在矛盾。
「你是香港人嗎？」沙龍完結，沒有答案，卻有更深一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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