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了一點，各位抱歉！）
前途：威*，賢，明，Water
考試：聰*，賢，葦，春
校規：賢*，孖聰，聰，Lily
性別：春*，威，Lily，Water
青少年：明*，卐，葦，Lily
媒體：Water*，卐，聰，葦
朋友：孖聰*，威，春，Water，Lily
壓力：卐*，明，孖聰，Water
20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馬嶽：天星．皇后．情色
明報，2007年5月23日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什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
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
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什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什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什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
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
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什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什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2007年5月15日 星期二
蔡子強﹕愛在漫天風雨時 ——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明報) 05月 15日 星期二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覑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覑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䒷」。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覑同一間中大。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覑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覑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䒷」。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覑同一間中大。
2007年5月8日 星期二
2007年5月5日 星期六
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作者：龍應台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物件倒不是這位元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人”，因爲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爲什麽不生氣？你爲什麽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麽爲什麽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爲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爲止。可是你什麽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爲什麽不生氣？
你爲什麽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爲什麽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歎口氣，覺得無奈。
你爲什麽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爲，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爲什麽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麽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爲不知道什麽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麽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麽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沈默的大多數”？你以爲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爲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爲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爲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爲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爲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仆—－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著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物件倒不是這位元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人”，因爲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床上去，他寧可閉著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著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爲什麽不生氣？你爲什麽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麽爲什麽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爲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爲止。可是你什麽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爲什麽不生氣？
你爲什麽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著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爲什麽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歎口氣，覺得無奈。
你爲什麽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著扁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爲，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顔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著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爲什麽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著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麽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爲不知道什麽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麽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麽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沈默的大多數”？你以爲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爲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爲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著、喝著、呼吸著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著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爲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爲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爲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仆—－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2007年5月3日 星期四
梁文道：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上次見到大家談論有關皇后碼頭時眉飛色舞熱烈討論，本來也想加把咀，但後來發覺由我說出來好像不太恰當。剛好今天明報有梁文道的一篇文章，談的是皇后碼頭和政府／傳媒的修辭問題，我相信正好回應了當天大家的討論。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梁文道（就是《頭條新聞》跟豪仔合作的另一位主持）是本地一位非常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文章情理兼備，質素之高應算是本地眾評論人之冠，更重要的是他確實關心社會，並身體力行對他所認同的事予以支持。非常推薦各位多讀他的文章！
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 2007年5月3日
政治真的是一種藝術。一樣的行為，一樣的東西，用不同的語言去描述，就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印象與後果了。比如說同樣是把公共資源注入到私人手中，特區政府當年和地產商推出數碼港計劃，就把它形容為「伙伴關係」，十分動聽；然而一說到增加綜援的問題呢，卻成了「擴大開支」，非常嚇人。所以要是想讀懂政治，當個聰明的公民，實在不能不明辨政策討論裏的種種修辭藝術。
如今我們眼前又有一個好樣本，那就是皇后碼頭該不該拆的爭論了。官方和主流傳媒把這件事說成是「發展與保育的矛盾」，意思是拆除皇后碼頭代表發展，保留皇后碼頭就是保育了；由於發展和保育起了衝突，所以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怎樣在發展和保育的矛盾之中求取平衡」。用這種修辭方法來結構整件事，如果不是有意蒙騙，至少也是無心誤導，各位明智的市民實在不得不防。
首先，讓我們不要懷疑「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種表述手法，全盤接受拆皇后碼頭就等於發展的假設，看看它如何成功轉移了大家的視線。在民間團體的不斷施壓下，政府終於4月23日首度披露文件，指出拆除皇后碼頭唯一理由竟然是它底下會有一條預定興建的排水溝！
在此之前，政府不斷強調拆碼頭是為了填海，而填海是為了「發展」，結果使得很多市民以為這是為了紓緩港島中區擁擠的交通，因此不得不慨嘆「集體回憶很重要，但交通問題更嚴重」。要是大家發現鬧矛盾的原來不是「發展」和「保育」，也不是交通和懷舊，而是排水溝與皇后碼頭，政府的面子就很難看了。難怪大家要像擠牙膏一樣，歷盡千辛萬苦，才能把這些資訊從官員口中擠出來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發展和保育的矛盾」，而是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填海，填海工程又怎樣影響了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的存沒。要解答這些問題，市民就必須掌握更多資訊；可是政府長期以來只是口口聲聲的「預定計劃」、「工程困難」和「合約影響」，就是不願完全公布相關材料，直到最近。為什麼政府不能及早公開這等重要資料，讓大家多加參詳呢？我們誰也不能確定，只曉得真正的問題早被「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個假問題掩蓋轉移了。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除了是個轉移市民視線的假問題，它還具有香港政客最喜歡使用的一種造句形式，那就是「X與Y的矛盾(或平衡)」了。例如在爭論《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我們說那是「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平衡的問題」；談到民主進程的快慢，有人就提醒我們要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之間求取平衡」。這種句式把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分別放在了天秤的兩端，似乎一端重另一端必然就輕，不可協調不能共容。好玩的是還真有人相信這些說法，一聽就魔，完全不會懷疑個人自由是否真的和國家安全矛盾，民主普選又為什麼一定和安定繁榮相。難道我們不能構想與此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情嗎？比方說像北歐諸國那樣，個人愈自由國家愈安全。同樣地，發展和保育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我們更不一定要在它們之間找到什麼什麼平衡，使它們矛盾得沒有轉圜餘地的，其實就是「X與Y的矛盾」這種句式。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還有一個奇特的效果，它會使得市民下意識地傾向政府，支持拆除皇后碼頭的決定。因為這種造句方式其實是把「發展」和「保育」變成了兩種異質的利益取向，彷彿要發展就不能談保育，想保育必定就會阻礙發展，斷絕了以保育去促進和構成發展的機會。在比較兩種本來不可比的利益取向時，一般人通常寧取已知的選項。保育不是不好，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保育算是一個新東西，大家不知道它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也不清楚它能不能順帶引出一條新的經濟模式。「發展」就不同了，這兩個字恍如魔咒般跟了我們幾十年。我們早都習慣了發展就是經濟發展，而填海修路蓋大樓就是我們最熟知的發展手段了。所以要是必須在「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之間下個決定的話，或許有很多人會覺得發展要比空泛的「集體回憶」實在得多(很不幸地，「集體回憶」近日幾乎成了保育的唯一理據)。
在香港這塊地方，質疑「發展」的常見定義，高揚「保育」的潛在意義，本該是件很新穎很進步的事。可惜長期以來，我們都把「發展」視作「進步」的同義詞，覺得有發展就是有進步，反發展當然就是保守落後；於是「保育」的「保」不知不覺就成了「保守」的「保」，純粹淪為懷舊，不只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更與進步搭不上半點關係。因此皇后碼頭的爭論雙方就在一些傳媒的報道中造成了進步對保守的觀感定勢，要保皇后碼頭的是「阻住地球轉」的守舊派，反而絲毫不改其固有思路和行動邏輯的政府卻成了進步急先鋒。
皇后碼頭的爭論絕對可以列入中學教科書，讓學子了解到修辭學的重要，看看官府和主流輿論怎樣把落後的包裝成先進，又怎樣把本不矛盾的兩件事變得水火不容，最後還要用一個虛假的命題去掩蓋真實的問題焦點。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梁文道（就是《頭條新聞》跟豪仔合作的另一位主持）是本地一位非常出色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文章情理兼備，質素之高應算是本地眾評論人之冠，更重要的是他確實關心社會，並身體力行對他所認同的事予以支持。非常推薦各位多讀他的文章！
沒有矛盾，何來平衡？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明報 2007年5月3日
政治真的是一種藝術。一樣的行為，一樣的東西，用不同的語言去描述，就會形成截然不同的印象與後果了。比如說同樣是把公共資源注入到私人手中，特區政府當年和地產商推出數碼港計劃，就把它形容為「伙伴關係」，十分動聽；然而一說到增加綜援的問題呢，卻成了「擴大開支」，非常嚇人。所以要是想讀懂政治，當個聰明的公民，實在不能不明辨政策討論裏的種種修辭藝術。
如今我們眼前又有一個好樣本，那就是皇后碼頭該不該拆的爭論了。官方和主流傳媒把這件事說成是「發展與保育的矛盾」，意思是拆除皇后碼頭代表發展，保留皇后碼頭就是保育了；由於發展和保育起了衝突，所以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怎樣在發展和保育的矛盾之中求取平衡」。用這種修辭方法來結構整件事，如果不是有意蒙騙，至少也是無心誤導，各位明智的市民實在不得不防。
首先，讓我們不要懷疑「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種表述手法，全盤接受拆皇后碼頭就等於發展的假設，看看它如何成功轉移了大家的視線。在民間團體的不斷施壓下，政府終於4月23日首度披露文件，指出拆除皇后碼頭唯一理由竟然是它底下會有一條預定興建的排水溝！
在此之前，政府不斷強調拆碼頭是為了填海，而填海是為了「發展」，結果使得很多市民以為這是為了紓緩港島中區擁擠的交通，因此不得不慨嘆「集體回憶很重要，但交通問題更嚴重」。要是大家發現鬧矛盾的原來不是「發展」和「保育」，也不是交通和懷舊，而是排水溝與皇后碼頭，政府的面子就很難看了。難怪大家要像擠牙膏一樣，歷盡千辛萬苦，才能把這些資訊從官員口中擠出來了。
所以真正的問題根本不是「發展和保育的矛盾」，而是政府為什麼一定要填海，填海工程又怎樣影響了天星及皇后兩個碼頭的存沒。要解答這些問題，市民就必須掌握更多資訊；可是政府長期以來只是口口聲聲的「預定計劃」、「工程困難」和「合約影響」，就是不願完全公布相關材料，直到最近。為什麼政府不能及早公開這等重要資料，讓大家多加參詳呢？我們誰也不能確定，只曉得真正的問題早被「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這個假問題掩蓋轉移了。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除了是個轉移市民視線的假問題，它還具有香港政客最喜歡使用的一種造句形式，那就是「X與Y的矛盾(或平衡)」了。例如在爭論《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時候，我們說那是「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的平衡的問題」；談到民主進程的快慢，有人就提醒我們要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之間求取平衡」。這種句式把個人自由與國家安全，民主普選與安定繁榮分別放在了天秤的兩端，似乎一端重另一端必然就輕，不可協調不能共容。好玩的是還真有人相信這些說法，一聽就魔，完全不會懷疑個人自由是否真的和國家安全矛盾，民主普選又為什麼一定和安定繁榮相。難道我們不能構想與此完全相異的另一種情嗎？比方說像北歐諸國那樣，個人愈自由國家愈安全。同樣地，發展和保育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我們更不一定要在它們之間找到什麼什麼平衡，使它們矛盾得沒有轉圜餘地的，其實就是「X與Y的矛盾」這種句式。
「發展與保育的矛盾」還有一個奇特的效果，它會使得市民下意識地傾向政府，支持拆除皇后碼頭的決定。因為這種造句方式其實是把「發展」和「保育」變成了兩種異質的利益取向，彷彿要發展就不能談保育，想保育必定就會阻礙發展，斷絕了以保育去促進和構成發展的機會。在比較兩種本來不可比的利益取向時，一般人通常寧取已知的選項。保育不是不好，但是對於香港人來說，保育算是一個新東西，大家不知道它會帶領我們走向何方，也不清楚它能不能順帶引出一條新的經濟模式。「發展」就不同了，這兩個字恍如魔咒般跟了我們幾十年。我們早都習慣了發展就是經濟發展，而填海修路蓋大樓就是我們最熟知的發展手段了。所以要是必須在「發展與保育的矛盾」之間下個決定的話，或許有很多人會覺得發展要比空泛的「集體回憶」實在得多(很不幸地，「集體回憶」近日幾乎成了保育的唯一理據)。
在香港這塊地方，質疑「發展」的常見定義，高揚「保育」的潛在意義，本該是件很新穎很進步的事。可惜長期以來，我們都把「發展」視作「進步」的同義詞，覺得有發展就是有進步，反發展當然就是保守落後；於是「保育」的「保」不知不覺就成了「保守」的「保」，純粹淪為懷舊，不只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更與進步搭不上半點關係。因此皇后碼頭的爭論雙方就在一些傳媒的報道中造成了進步對保守的觀感定勢，要保皇后碼頭的是「阻住地球轉」的守舊派，反而絲毫不改其固有思路和行動邏輯的政府卻成了進步急先鋒。
皇后碼頭的爭論絕對可以列入中學教科書，讓學子了解到修辭學的重要，看看官府和主流輿論怎樣把落後的包裝成先進，又怎樣把本不矛盾的兩件事變得水火不容，最後還要用一個虛假的命題去掩蓋真實的問題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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