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了一點，各位抱歉！）
前途：威*，賢，明，Water
考試：聰*，賢，葦，春
校規：賢*，孖聰，聰，Lily
性別：春*，威，Lily，Water
青少年：明*，卐，葦，Lily
媒體：Water*，卐，聰，葦
朋友：孖聰*，威，春，Water，Lily
壓力：卐*，明，孖聰，Water
2007年5月23日 星期三
馬嶽：天星．皇后．情色
明報，2007年5月23日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什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
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
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什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什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作者為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自天星以來，我一直在想這運動和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從學術角度這不難解釋。英高客(R. Inglehart)等早指出，當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踏入後工業社會，年輕一代開始愈認同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隨著年輕一代在富裕中成長，傳統的「麵包與牛油」議題的吸引力逐漸減退，有關生活素質(quality of life)的議題如環保、兩性、文化保育等愈受重視，令社會運動呈現新貌。
放在香港的實際環境，現今香港的年輕一代成長於較富裕的環境，對「搵食」和安定繁榮的重視，遠不及以難民身分來港的一代，但特區政府用的偏偏是「發展主義」的語言，將經濟發展視為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政策的最高價值。於是每次保育運動都是一次意識形態抗爭。保育者反對的是那種「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於是反填海後有天星、天星後有皇后、皇后後必然有其他地標。特區政府一直沒能力說服保育者，為什麼疏導交通一定比集體回憶重要，在一輪「雞同鴨講」不得要領下，只能訴諸建制的所謂程序理性，或索性出動推土機了。
皇后的營幕未拆，發生了中大的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我看到了跨代的價值斷裂。
主流社會批評中大學生的人，至今都未能正面面對(可能是無力面對)一項事實：學生報的同學(可能也包括支持他們的同學)覺得自己沒有錯，或至少主流社會沒資格說他們錯。
對不少同學而言，情色版的內容比每天報章的風月版、坊間很多小說，甚至網上俯拾皆是的相類內容，是小巫見大巫。如果這些都可以出版，學生報一不牟利，二不是為了嘩眾取寵，而是真心誠意為了討論問題，為什麼不可以？ 有人會說他們品味不高，有人會不同意他們的道德價值，但這都應該在言論自由的前提下，由社會和校園公開討論。如果有人非議部分內容的道德和品味水平便要禁止出版，我相信現在每天報攤不剩多少報刊了。
現在很多主流社會的論斷都從自己價值觀出發，先肯定了大學生有錯，但「年少無知應該寬大處理」。這包括兩個主流民主派政黨發言人，令我頓然明白為什麼很多大學生投票給長毛，因為只有社民連才屬於他們的政治光譜。另一種普遍論調是：「既然有人批評，認句錯不就沒事了嗎？」殊不知這只是成年人在資本主義社會或官僚架構中學會的生存之道，根本沒有解決價值衝突的問題。
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他們都聽不見這群大學生在問：為什麼你們的道德標準和品味就是對，我們的就是錯？當大學生以公開論壇嘗試認真討論這問題時，卻被抹黑為「向公眾下戰書」。批評者從來沒有在共同的價值基礎下，和他們公開辯論(或者是沒能力辯論)哪個是適合的道德和品味的界線，最後說服不了年輕人，便只能用建制權力批鬥、「評級」或要紀律處分。這和特區政府說服不了天星的抗爭者，便兼夜出動推土機沒有兩樣。年輕人看到的不是道德的規範，而是家長們赤裸裸的權力。
我們的主流社會，這個五六十歲的人掌權的社會，負責教育的高官隨意說rape，電視台選美司儀每年公然說意淫笑話性騷擾參賽者，批評情色版的報章的傳媒集團自己出版色情含量高很多的周刊。然後有一天主流社會突然「食酸梅乾就變超人」，要求大學生要比他們有高得多的道德水平和品味。這正等於我們社會街頭巷尾粗口橫飛，但卻容不下《秋天的童話》的兩句粗話。這不是偽善是什麼？
有罪的人在扔石，眼中有杉的人在挑他人眼中的刺。主流傳媒的道德審判、審裁處、中大的紀律聆訊，和天星的推土機沒有兩樣，都只是五六十歲的當權者不能用理性說服時，出動的建制權力。就像小孩子問了一個家長覺得不應該問的問題時，家長一耳光摑過去說「不准問！」。對《聖經》和莎士比亞的投訴，只是年輕人對偽善的建制權力的微弱反抗。香港的跨代價值斷裂，將隨著天星、皇后、情色，愈來愈闊。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究柢只是我們的，因為我們擁有權力。
2007年5月15日 星期二
蔡子強﹕愛在漫天風雨時 ——再評中大學生報事件
(明報) 05月 15日 星期二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覑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覑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䒷」。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覑同一間中大。
作者為1987年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
如果要我說出自己最敬佩的大學校長，或許有人會覺得我不識時務，因為我心目中的人選，不是一位會為大學掙得很多捐款，也不曉得誇耀自己把大學建設成世界「第幾大」的人，但他卻有覑教我更加心悅誠服的胸懷——那是中大前校長高錕教授。
記得1993年，中大30周年校慶，舉辦了盛大的「開放日」來慶祝。但碰巧那時，也是六四事件後，香港學運最「激」的幾年，學生組織最恨歌舞昇平，於是便執意要與校方對覑幹。
高錕校長的故事
在開放日那天，中大喜氣洋洋，冠蓋雲集，正當高錕校長要致辭時，冷不防被激進的學生衝上主禮台，在眾多嘉賓、家長、同學、校友的眾目睽睽之下，誓要搶走校長手中的「咪」，以表達另類聲音，結果令台上亂作一團，擾攘達數分鐘之久，令人覺得中大丟盡面子。他們又把抗議的單張放在吹脹的避孕袋內，向現場人士派發，極盡挑釁之能事。
事後，當校長步下禮台時，《中大學生報》的記者第一時間衝前採訪，詢問校方會否懲罰學生，怎料校長卻一臉詫異的說：
「懲罰﹖我為什麼要懲罰學生﹖」
那位學生記者頓時為之語塞，頗覺自己就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記得幾年後，有一晚與老師關信基教授促膝談心，提起這件往事，他才透露，事後差不多各方都排山倒海的要求紀律處分該等學生，但卻有3人由始至終堅持反對，最後才能頂住了壓力。3人中的其中一位，原來就是當事人，本來該是最受屈辱、最應意憤難平的高錕校長。
老師的訓勉
至於另一位，就是當日身為學生輔導長的關老師。我記得老師當時是如此跟我講的：
「大學校園，本來就該是引發思潮、帶動社會前進的地方，如果我們的步伐和界線，都與外面社會的一模一樣，那又豈能起到帶動的作用呢﹖」
我完全能夠想像，當日身為輔導長的老師，會為此受盡多少壓力，受盡多少委屈，但當他道出那一番說話時，就是那麼一臉淡然，就像一切本當如此，像高錕校長當日一樣。
老師的學養，做學生的限於資質，學不上皮毛；但老師所講過的做人道理，做學生的，卻一直未敢或忘。
但可惜當年中大的學生組織，卻不領情，因為校長接受北京 委任為「港事顧問」，而一直對抗到底。例如出版學生報，大字標題刊出「港事顧問粉飾太平，中大校長一事無成」等辛辣、侮辱性字眼，令不少教授為之側目。但高錕校長本人卻一直以平常心待之，甚至每年從個人戶口中拿出兩萬元，捐助有財政困難的學生組織中人；又每年都親筆撰寫書信，多謝學生組織對大學的貢獻；更幫助學生排難解紛，在一場教授與學生可能因教學評核而對簿公堂的官司中，為學生順利調解。
而另外一些更加偏激的中大學生，更加出版一系列以粗口諧音作為名稱的「小報」，刊登一些不雅、性器官的照片，尺度遠比今天的大膽，但當時校方也只是循循善誘，屢加勸喻，卻始終沒有紀律處分。
「法國 思想之父」伏爾泰（Voltarie）曾經講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會至死也捍衛你說出那個觀點的權利。」從當年的中大校園，我完全能領會到這句說話的境界，也就是這些點滴和積累，令我們那一輩的學運反叛分子，至今仍十分熱愛中大。
「昨非」與「今是」
近日《中大學生報》的情色版，惹起軒然大波，都說同學偏離了社會標準，公眾不能接受。但社會標準，又真的應是學生運動及校園討論的極限嗎﹖
我記得80年代初「香港前途談判」，中大同學冒覑天下之大不韙，提出香港應該脫離港英殖民管治，民主回歸祖國。當時在這個醉生夢死的殖民社會，這是何等的離經叛道，與所謂的「主流社會標準」，差距又豈能以道里計，公眾也是絕不接受，甚至更罵同學為「共諜」、「死左仔」。更有聲音說這些中大同學畢業後公司將永不錄用，甚至催促中大應予以警誡。但20年後，事實證明，究竟又是誰對誰錯呢﹖
今天中大視為顯赫校友的鄭海泉 先生，70年代曾是因為在街上張貼「保釣」海報而被抓過的學運分子。朋友王慧麟曾到倫敦 翻閱業已解封的殖民地機密檔案，才發現原來竟然有覑這位「鄭大班」的黑材料，他被形容為「extreme radical student」，視之為麻煩搞事分子。
我相信當日也曾經有不少聲音，批評過這些同學影響校譽，損害中大學生形象。但幾十年後，一笑便已風雲過，鄭海泉已成了匯豐「大班」，當日搞學運的何安達，那個曾經拿覑水槍在宿舍「知行樓」周圍射，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死飛仔」劉細良，卻已成了行政長官 曾蔭權的左右手。學生年代的稜角，本來就是理應如此。
那是一張倔強而非猥瑣的臉
上周四，我有透過電視直播收看學生報編委會的自辯論壇，在一張又一張同學的臉上，我看到的是一臉的倔強和純真，而不是淫褻猥瑣。雖然過去言語間，或許他們有頂撞過個別老師，但我相信他們都是真誠的。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同學願意反省，又或者歉疚的話，原因一定不是因為校方處分了他們，而是我們這些作為老師的，曾經以極大的耐心和誠意，來看待他們所做過的事；如果好多年後，學生仍會惦記覑我們的，多半不會是因為我們教授過他們什麼具體知識，而是我們曾經以身作則，教導他們如何處世做人。
周六回到校園，得知政政系的同學，在考試季節，大家都在捱更抵夜的時候，還是奮力「開夜車」，趕出了一份聯署聲明，並邀請我加入聯署。這群同學本來不是直接牽涉在內，但都能如此見義勇為，做老師的常常鼓勵學生要有 judgment，要有initiative，如今還夫復何求，即使再有些什麼，也只是枝葉，於是立即簽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愛中大
事件中，我一直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在旁邊說些風涼說話，我知道真正要負責的中大老師和同事，卻處身熱廚房，壓力都很大。
在民粹主義肆虐的今天，傳媒會動輒不問情由，指摘我們「包庇」學生，把整間大學的校譽也「擺上䒷」。我完全體會到校方調查委員會做決定時的難處，而大學輔導長何培斌教授，早前接受記者訪問時亦透露，有需要時，他個人願意為學生提供法律支援，並以「有理想、有看法、有堅持」來形容學生報的委員。但我只想補充多一句，能對學生寬容的，希望都能盡量寬容。
現在差不多每一間大學，都說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批判思維，但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一模一樣時，哪用大家多作lip service；相反，正正是當學生的看法與我們南轅北轍，與我們不同的時候，校方仍能表現出的尊重和包容，才真正最能體現出我們對獨立思考和批判思維的真誠，才最彌足珍貴。
我們都愛自己的學生，但當學生飛黃騰達，名成利就時，我們的愛充其量只是錦上添花；相反，正正是當漫天風雨，壓力鋪天蓋地，學生茫然無助時，我們的愛，我們所表現出的承擔，才是學生最需要的。
我們那一輩都十分愛中大，因為那是一個曾經容許我們犯錯、容許我們跌倒，以及容許我們跌倒後重新站起來的地方。我真切的希望，很多年後，我們的師弟、師妹、學生，也能夠有幸因覑同樣的原因，愛覑同一間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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